專訪 導演兼策展人陳詠燊｜香港有一種浪漫，叫「拍住上」！

我們總以為，一個人走得夠快，才能抵達更遠的地方；後來才明白，真正走得長久的人，身邊總有另一個願意並肩同行的人。從電影到人生，「拍住上」從來不只是香港電影裡的一種默契，而是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相信過的生活方式。

繼去年的孤身臥底，到今年的並肩拍檔，今夏導演兼策展人陳詠燊（Sunny）再度攜手大館，拉開香港電影的歷史巨幕。這次以「拍住上」為題，用八部時裝經典勾勒出橫跨六十年的香港精神變遷。他策劃的，不只是一場展覽，而是一封寫給香港電影，也是寫給每一位同行者的情書。

【從一架直升機說起】

還記得去年有一輛「衝進」大館的電影戰車嗎？而今夏，當你走進大館 01 座複式展廳，會先聽見一陣低沉的機械聲，然後抬頭，便會看見一架真實比例的直升機以鋼索懸在半空，像一幅三維的爆炸圖，又像一個被凝固在半空中的呼吸。

「坦白說，我們構思這次展覽時，除了主題以外，第一個去想的，就是大通天的這個位置要放什麼。因為上年令大家最嘩然、最吸引的就是那輛車，要是這次我們想不出有比那輛車更好、或更厲害的東西，其實這展覽也不用搞了。」Sunny 笑言。

這是「拍住上—光影裡並肩馳騁的我們」展覽中最搶眼的裝置。但如果你以為這只是一件視覺奇觀之作，那你便是低估了他 —— 他拆的，不只是一架直升機，還有香港人對「拍檔」這件事、最深層的理解：如此龐大的事，必須拆開來、分擔下去，才有可能被托起。

去年，Sunny 首次以策展人身份踏進大館，做了一個關於「臥底」的香港電影展覽，講身份、善惡、人性，觀眾反應熱烈，入場人次遠超預期。所以談起第二次策展，他坦言壓力不少：「上次團隊非常投入，也獲得很好的迴響，所以這次要超越去年，也不想讓人有重複的感覺，已有一定的困難，確實是有壓力。」

他說得直接，畢竟要在同一個場地、同樣的夏天、同樣是在古蹟的限制中施展拳腳，要做出全新感覺，本身就是一個挑戰。所以，構思、方向他再度從零開始 —— 從去年的臥底電影主題，陰暗面清晰、發揮度高；但今年選了「拍檔」作為主題，表面上陽光許多，但在 Storytelling 上反而更難。因為嚴格來說，「拍檔」根本不算一個電影類型。

「因為大家都知道『臥底』是什麼，但『拍檔』的迷思是不同的。」

【「拍住上」之始】

要拆散「拍檔」這兩個字，那便要先從這場展覽最初的破題與萌芽說起。沒料到 Sunny 的答案來得很快、也很私人：「其實如果我的腦海裡沒有《最佳拍檔》，我也未必能夠構思出『拍住上』，這部電影簡直是我們是次展覽的『大戶』！」

提起這部心頭好，Sunny 的眼眸裏閃爍着光，言語間彷彿帶大家回到八十年代初的時光。那時三、四歲的他，與舅父和外公同住在牛頭角下邨，而在家裏的牆上，長年貼著一張許冠傑（Sam Hui）的海報。在耳濡目染之下，他便不自覺地愛上了 Sam Hui，更成了他人生的第一個偶像。所以當年看到《最佳拍檔》後，更是令他一看難忘。「我是真的很喜歡《最佳拍檔》，因為在八十年代，一部香港電影可以這麼神奇，簡直就像在看《多啦 A 夢》般。電影中有很多道具、有機械人，還會飛天遁地。小時候只覺得好厲害，但長大了再回看，才明白那是多麼驚人的創意。所以這兩年當我開始接觸展覽策劃時，便一直覺得《最佳拍檔》是一定會做的，而這次剛好就是成為了契機。」

對他來說，《最佳拍檔》並不只是一部電影，還是他心中的一顆種子，成就了他日後入行、編劇和導演之路。所以更讓他感動的是，偶像許冠傑竟肯為是次展覽錄製短片、自彈自唱電影主題曲。他收到的當下，笑着說「在家看時真的感動到哭了。」

但隨即話鋒一轉，回到這次展覽的選片過程，他坦言：「我與團隊真的討論了很久，那個電影 List 我都調整了很多次。」

如果說去年的展覽是外向的，今年便是內向的——兩個人之間那道看不見的線，是信任、默契和犧牲。而且「故事」的結構並非線性敘事，反倒是一條情感的光譜。

展覽以八部橫跨六十年的香港電影作為節點，當中他堅持了幾個原則：必須是拍檔、時裝片、還要兼具動作和幽默感，甚至是每個年代只選一部等 ⋯⋯ 在這些「制肘」層層疊加之下，令選片難度倍增。「因為我想整體的感覺是溫暖的，如果拍檔是一起去殺人、講命案，那便不是我想帶出的訊息，所以很難選。」

所以最終敲定的八個系列、十二部電影作品，他形容為「剛好」。「我很滿意這八個系列的選擇，因為它們剛好能拼湊出香港不同年代的精神面貌；而透過『拍檔』的轉變，亦可以看到香港社會價值觀的演變。」

六十年代的《黑玫瑰》，兩姐妹花戴上面具伸張正義，源於當時的觀眾相信，只要有人高舉正義的旗幟，就能成為英雄——那是一種單純而直接的信念。到了八十年代的《最佳拍檔》，許冠傑與麥嘉的角色都是能力超群的精英，麥嘉更是被設定為從美國回流的「光頭神探」，反映了經濟起飛年代對海外、對精英主義的嚮往；同樣，《縱橫四海》讓三個盜賊在巴黎生活、偷畫，充滿浪漫與中產想像，正是當年社會對外國與優越生活的投射。再到九十年代《警察故事 III 超級警察》裡成龍與楊紫瓊分別代表香港與內地背景，在文化差異中磨合和合作，呼應九七前夕的時代氛圍。

但有趣的是，踏入千禧年後，世界觀開始翻轉。《特警新人類》出現了反英雄姿態 —— 謝霆鋒與馮德倫飾演被邊緣化的年輕人，以「亂來」方式對抗體制，與早期的精英合作截然不同；《寶貝計劃》裡原本是賊的角色因嬰兒而覺醒良知，人性的複雜度明顯提高；而《盲探》中各取所需才結合的現代關係，合作帶有明顯條件與張力。至於近年的《臨時劫案》更是極端，角色在槍口下為求生存而結盟，各懷鬼胎，甚至彼此提防。

Sunny 認真地說，電影所拍的，就是那個年代的現實與想像。「尤其是把這八部電影拉成一條 curve，就能看到香港人觀眾對組合的相信程度的轉變：以前，你說是就是了，很單純；現在，可能要拿支槍指著我才不得不相信，很現實。」

但他再次強調，不論這些拍檔是如何開始——為正義、為理想、為利益，甚至為生存也好，故事最終往往走向兄弟情與互信，《臨時劫案》也不例外。當中一起推的士的一幕，可見他們最終都建立出一種生死與共的情誼。

「我一直認為，好的電影能記錄時代。所以透過這八部作品，不只是談拍檔類型的變化，更像是一部香港精神與歷史的側寫；而這次的敘事比單純談類型更複雜，但於我，它的意義也更深。」

【英雄，不是一個人的事】

如果說，「拍住上」是一場關於信任的討論，那麼「英雄」，便是 Sunny 在訪談中反覆提起，卻又不斷重新定義的一個詞。到底在他心目中，「英雄」是什麼模樣？

「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一個俠之大者，真的會為民請命，或者是會為大家去做好事、去支援大家的人。」說畢，他停頓了一下、搖搖頭，「但在觀眾層面上，大家都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人。」

他形容這是與時代的轉變有關。「以前是純犧牲都可以，但現在要做一個英雄，都要平衡到 win-win，有犧牲、都要拿到一定的 benefit。尤其是現今世道如此艱難地生存，要是他沒有收穫、生存不到，他都做不了英雄。」他還舉了個有趣的例子：「小時候看金庸，看楊過一直行走江湖、行俠仗義，但從來也沒想過楊過是怎樣掙錢、吃飯的。雖然他一跳，就已經去到不同的地方，但事實是，他的馬是怎樣得來的？又要怎樣生活？」

談及此，他繼續笑着說：「以前我們不問，現在就會問了，所以都要 win-win 才做得到。我想，價值觀已不同了，但我依然希望有很單純的英雄，但真的是很難的。」

世界改變了，人們不再相信無條件奉獻，也愈來愈少人能夠只憑一腔熱血撐起一件事。於是，合作開始需要平衡，付出開始需要理解，所謂的「拍住上」，也不再只是浪漫，而是一種彼此成全的能力。正因如此，那些在理想與現實之間，仍然願意替別人多走一步的人，才顯得更加珍貴。

說著說著，他忽然提起古天樂，沒有刻意鋪陳，也沒有急著讚美，他更先澄清：「絕對不是『擦鞋』！」

在 Sunny 眼中，真正令人敬佩的，不是古天樂站在銀幕前有多耀眼，而是他願意把時間、資源，甚至本來屬於自己的利益，留給香港電影。他回憶，自己的第一部執導作品《逆流大叔》，正是在古天樂支持下得以完成；擔任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的古天樂，即使工作再忙，仍然為了這個展覽反覆與他商討，只希望每一個環節都做到最好。「例如在開幕禮前一晚，他便打了七次電話給我，提出了許多幫助、想法和建議，而他也很願意抽自己時間去做一些『公家』的事務。所以，他在用他的名氣取得一些利益的同時，他不是全為了自己、也沒有賺到盡，甚至會投放更多出來，所以我不能否認他是一個英雄。當然，其實這個圈子還有很多前輩都是很願意分享、犧牲的人。」

或許，這也是 Sunny 一直相信的英雄：不是站在聚光燈中央的人，而是願意把光，分給別人的人。

【看不見的人，撐起看得見的事】

當人們排隊站上《警察故事 III 超級警察》的鐵梯「打卡」，當有人坐進《盲探》的測謊機笑著等待結果，這些看起來很熱鬧、有趣的互動背後，其實是出自一群人盡心盡力的成果。

Sunny 分享，為了要讓那架直升機懸掛在大館的歷史建築裡，團隊要把龐然大物拆解成無數組件，再逐件搬進場地重新組裝，全因要保護歷史建築（不可鑽孔、燒焊等）；甚至展覽裡那短短數分鐘的幕後影片，以及對談的 line-up，看起來很精彩，但背後是一通又一通電話、一份又一份授權，以及無數次跨越電影公司、創作者與工作團隊的奔走。

觀眾最後看見的是成果，但 Sunny 看見的，卻是那些沒有被看見的人和努力。「上年那輛車，被劏成了六件搬進來，再用四隻腳的桁架去吊起；今年的直升機，是完全吊起的，團隊說已經數不清（被劏成）多少件，因為實在太大了（笑）。在技術上的難度從來都高，不過香港有兩個團隊——不要誤會，因為真的是兩種不同的技術 —— 因為在拍攝電影時，我們通常都是去借景去搞，所以做大型裝置那部份需要交給香港的 event production 負責，當中也有我們的美術團隊參與再做陳設，所有的台前幕後真的是拍住上、一起去做。」

「這次真的全靠團隊，很多東西都不是由我一個人去構思，我負責 storytelling，但很多 idea 都是團隊提出的，如有什麼好玩、怎樣平衡好玩和漂亮，一起互拋 idea，所以過程很開心。」

言語間，他不斷提到「團隊」這兩個字。他說很開心，因為這次他拉了很多朋友「落水（加入）」，還逐一分享每個參與其中的朋友，毫不吝嗇地讚美各人的才華。然後他頓了一頓，搞笑道：「我想，做導演最開心的事，就是找到好的團隊，而每個人都厲害，亦毫無保留地把最好的東西給你，而我就可以坐在這裡做訪問叨光、威風，哈哈。」

這當然是自謙，但你聽得出這份自謙底下真正想說的話 —— 他最驕傲的事，不是自己有多少想法，而是他找到了對的人；而能力之外，還是要靠「信任」和「尊重」。

「因為任何合作，若沒有信任，便無法成就好東西。」他以多年合作的夥伴張蚊（美術總監）為例，「阿蚊和我合作很多年，我們不曾吵架，但我們會在合作間毫不留情且不介意否決彼此的想法。要是大家互相遷就、怕令對方生氣而收收埋埋的話，那就沒法交流了。所以，這次很多成果都是互相否決、互相摩擦而來的，那才是一個好的拍檔，展覽、電影也如是。」

合作不只是技能相加，而是彼此交託、互相成就：我相信你的專業，所以我不會在你的範疇裡面指手畫腳；你相信我的判斷，所以你願意冒險去試一些前所未見的東西。來來回回之間，那種默契運轉的時刻、所有人都在同一個頻率上呼吸的那幾秒鐘，那個作品就長出了一種不屬於任何一個人、但屬於所有人的生命力。

【打卡與說故事之間】

「我們在整體構思上作出很大改動，無論主題方向、敘事方式，甚至觀眾體驗的路徑都刻意與上次不同。」電影講究節奏，展覽同樣如此；一個鏡頭如何接到下一個鏡頭，一個展區如何帶領觀眾走向下一個空間，本質上，都是一次關於情緒流動的設計。

若說去年是以影迷的視角切入，去剖析某個電影類型的魅力，那今年的 Sunny 則把思維倒轉過來，先想觀眾——「如果我想打卡，我會怎麼拍？這裡有沒有東西要加？」

作為一個深諳市場之道的商業片導演，Sunny 從不避諱談論「打卡（拍照留念）」這件事，甚至在展覽開幕的前一天，他還在展場裡四處踱步，在每一個可能成為焦點的位置前站定，代入觀眾的角度去思考「如何打卡」，如要不要多加一張椅子，讓觀眾可以坐下來扮演戲裡的橋段。「經歷過去年，我很了解觀眾想怎麼玩。畢竟大家課金進來，都是為娛樂而已。」

「例如我的電影，第一層故事都是娛樂，之後才是我真正想說的話，所以我不抗拒打卡，但是打卡與 Storytelling 之間必須要做到平衡，隨便側向哪一邊都不行。」

有人或許會以為，那是迎合打卡文化，但他更願意把它理解成另一種敘事。因為娛樂，從來不是故事的對立面。他引用 Pixar 的創作哲學——表面那一層，是讓普羅大眾、小孩子看得明白開心，但想深一點，亦會有第二層故事。「那些繁複的歷史側寫和社會學分析，我想，可能有八成的觀眾不會去細看那些說明板上的資訊，但若有兩成的觀眾看了、能理解更多的話，那就有人能拿到了更深層的東西，我希望這個展覽能做到這點。」

真正好的創作，總是先讓人願意走近，再慢慢讓人留下來。這也是香港電影一直擅長的事情——它用笑聲包裹悲傷，用動作包裹情感，用商業電影的外衣，收藏一座城市最細膩的情緒。

正如那展廳中央那架極具視覺震撼、彷彿要衝破牆面的直升機裝置：「就算你完全沒看過《警察故事 III 超級警察》這部戲，但沒關係，光是看到直升機低空盤旋、滿地金條，你就會覺得這裡很好玩、很震撼。但好玩、打完卡之後，觀眾可能會好奇：『這是什麼戲啊？』然後回去搜尋，原來是一部經典叫《警察故事 III 超級警察》。這樣，我們就能超越了單純依賴經典去消費情懷與懷舊，而是開闢了一條新的路徑，把香港電影的火種，重新交到年輕一代的手裡。」

【經典的根】

這幾年，做創作的人都難以避免談及「AI」的問題。為此，Sunny 提起展覽入口處兩個螢幕上，一對對角色交替走出的影像。

這個畫面，或許用 AI 生成大概半天就能搞定——輸入指令、調整參數、輸出成品，乾淨俐落，但他堅持不用 AI。他要從正片裡面找，找角度剛好的、長度剛好的、構圖剛好能呈現半身或中景的鏡頭，讓那些角色像真的站在你面前一樣。團隊為此選了無數個 shot，來來回回，才湊出最終的版本。

「真做的那種感覺，是怎樣都代替不到的。」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篤定，不是那種抗拒新事物的固執，而是一個創作者對「質感」的執著。「尤其是 AI 已經這麼厲害，你隨便在 Instagram 都能看見驚人的生成影像、以假亂真的畫面，要是再用 AI 做電影就真的沒有價值了。觀眾一眼就認出來，然後『唓』一聲就滑走了。」

不過，他也不是一個科技恐懼者，「當然 AI 也要學習，但怎樣平衡也是一個藝術。」畢竟，時代不等人，工具會進化，AI 之難，就難在要超越觀眾已經被餵飽的審美閾值，所以他寧願把這份力氣花在真實的素材上，花在那些被真正的攝影機、真正的菲林、真正的演員用血肉拼出來的影像上。

這種對「真」的堅持，其實和他對經典電影的態度一脈相承。

在談到展覽如何平衡新、舊電影時，Sunny 很直白地道：「永遠都要用經典的去帶新的東西。」他更舉了一個例子：在外國玩樂隊的人，一定會認識 Beatles。因為外國人很喜歡找根源，他們相信每一種當下的聲音都有它的來處，你要知道自己從哪裡來，才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。香港在這方面，他覺得做得不夠。所以這展覽從來都不是一場懷舊派對，他反覆強調：「你看到，裡面不只是一個很懷舊的世界，而是一個往前走的世界。」

經典不是用來供奉的，是用來對話的。當你把這些電影按時序排列，你看到的不是「以前真好」，而是「我們怎樣走到了今天」，然後自然會問：「那明天呢？」

這就是經典真正的功能：它不是終點，是座標、是錨。它告訴你起點在哪裡，讓你在前行的時候不至於迷路。「我自己拍電影都是這樣，團隊都會由一些知心的前輩去帶新人，絕不能全是前輩或新人。說實話，你不能否認張國榮、周潤發（舊電影作品）的吸引力，但新電影作品又或許真的未夠認受性或接受性，那為何不平衡去做？用經典去帶新作，而新作又令人了解一些舊作。如只看過《臨時劫案》的新一代走進來，我反而可以告訴你往昔的《最佳拍檔》有多厲害，這才是整個香港電影的一個 pool、是『共贏』的一個圈。」

故此，他亦鼓勵年輕電影人去涉獵各種新媒體：網絡、短劇、甚至 AI，但前提是「用你的初心繼續做創作」，因為技術會變、平台會變、觀眾的注意力會變，但說故事的本質不會變。「或許在一段時間之後，你可以把不同的技能帶回電影的世界內，這也是我所期望的。如果有一個人寫短劇很厲害，現在要他寫電影，那他會寫出個怎樣的電影故事？可能跟我們的技法完全不同、可能也很好看，反正誰知道呢？所以我會鼓勵大家從事多方向的創作，到最後將它帶回電影，我想這才是現在最真實的做法。」

畢竟，香港這個只有數百萬人口的城市，卻曾是全球第三大電影出口地；沒有荷里活的預算，卻拍出震驚世界的動作場面；沒有最先進的科技，卻憑著一股「做不到就一起想辦法做到」的狠勁，把香港電影推向世界。

【千里之行，始於信任】

「我希望大家能重拾一個能量 —— 記得嗎？我們（香港）最成功的，就是互相依靠、互相支援、互撐而走向更好的未來。」

這聽起來像是雞湯，甚至有點像獅子山精神？他也不禁笑了道：「聽起來老套，但我覺得不可以沒有。」

因為一個人，可以走得很快，但一群人，才能走得很遠。我們看了這六十多年的拍檔電影，在銀幕上的人永遠找得到彼此；而香港人雖然不太講「我撐你」，但用行動講了一世。不是因為我們天生團結，也並非因為我們特別善良，而是因為這座城市太小、資源太少、挑戰太大，我們別無選擇，只能靠彼此。

希望不在遠方。希望是在你願意相信的那一刻開始，希望是承認起點可以很醜陋，動機可以不純粹，信任可以從零開始慢慢磨 —— 但只要你願意把手伸出去，結局就有可能不一樣。而這份相信，正是香港電影留給我們，最珍貴的一束光。

「引申下去人生也好、正能量也好。當大家看完這個展覽，希望大家能得到一份力量繼續往前走，畢竟可能因為經濟不景氣，大家容易灰心，又或整個社會氣候都比較 negative，大家的情緒都很容易往下走。要是大家都多一點互信，在朋友之間、人和人之間多一點互信，可能會建立出一個更好的世界呢？可能老土，但我到現在都是這樣想的。」Sunny 在訪問的最後如是道。